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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经济史学家研究过一个问题：为什么辽国这个政权在于北宋对峙的初年还国力强盛，然岁币进贡近两百年后，反而越来越孱弱穷困呢？这个问题当然会有很多方面的回答，但是其中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政府投资的“挤出效应”。
所谓挤出效应，就是一个国家在民营经济收入非常孱弱的情况下，如果全靠政府投资支撑经济总量，而且外贸或进贡等外部收入来源绝大多数都被官府收走的话，那么这个国家的民族工业或者说民营手工业商业便会急速萎缩。
具体到宋辽的例子上，北宋给辽国岁币后的一个交换条件是回复榷场边贸，北方的蛮夷又不敢卖战马，只有靠卖点儿羊过日子，那个年代还没有羊毛纺织业的存在，所以卖羊无非是吃肉和获取羊皮用；相较于南朝庞大的盐酒茶布四巨头出口量，辽国那点外贸物资几乎可以说是忽略不计的，因此每年北宋从榷场边贸中赚回来的贸易顺差、或者叫出超，在数额上远远高于宋人给的岁币。如此数十年，一百年下来，辽人的民营经济就彻底完蛋了——因为岁币是给辽国的朝廷的，是给达官贵人的；岁币收进来的钱自然不会用之于民，而因为拿了宋钱去买宋货，就相当于把没有竞争力和生产效率低下的辽国民族手工业摧毁了。
一千年后，1934年时，米国总统罗瘸子上台后，作为全世界第二个真正铁腕解决大萧条的发达国家领导人，罗瘸子有感于元首卖的德国货通过“以物易物”的贸易在蒋校长那里大肆挤占中国市场，让德国工业产品在缺少结算外汇的情况下通过“工业品换矿石”大行其道。为了让米国货也拥有如此待遇，罗瘸子便祭出了《白银法案》这个毒计——米国西南部亚利桑那州与新墨西哥州等七个州号称“白银七州”，拥有落基山银矿，加上落基山南段的墨西哥银矿，米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白银出口控制者；而中国当时还在进行“废两改元”的金融改革。
于是米国通过《白银法案》以美元作为美洲白银的结算货币，并且在结算时以较高的价格吸纳白银（比如当时国际市场上原本白银作为一种工业品的售价是每盎司50~60美分，米国政府的强制白银结算就提高到80美分收购一盎司白银），这样一来，中国那边马上因为国际白银的流动陷入了银荒，原本通过出口初级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可以换到白银，可以用来任意买欧美工业化列强的货物；现在只能换到美元，也就只能买米国货。
从此以后，元首的德国货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就渐渐被罗瘸子挤占了，这也是中国的军队先德械后美械的一个缩影。而罗瘸子的那“白银只能用美元结算”带来的“白银美元”，和罗瘸子死后米国人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起来后、70年代慢慢悟出来的“石油只能用美元结算”的“石油美元”，在原理上实在是一脉相承。只不过白银美元的毒计只能影响银本位国家的外贸，而石油美元可以影响全世界的外贸、两者适用范围有大小罢了。
宋辽与美中之间那两场或无意、或有意的货币战争，如今被照模照样搬到了吴越和北宋之间，在这个毫无经济学体系可言的时代，这样的计谋古人根本不可能看得穿。周宋两朝，吴越人持续十几年的岁币进贡，包括当初支持周世宗柴荣铸造“周元通宝”那一次货币改革时用铜钱银两大量赎买北朝的佛像等等行动，让每年从吴越流入周宋的外汇足有两百万贯上下的银两或者铜钱，或者别的绢匹等硬通货。这些物资促成了周宋数次对外用兵军费的短板，但是也加深了北朝朝廷“赚快钱、用快钱”的习惯。
北宋官营盐场的大规模废弃，便是其中一个例子：吴越人的盐是热带干燥低纬度海域直接太阳晒出来的，而且有珊瑚砂的环礁盐池，还有潮汐能从环礁缺口处的换水。而北朝在山东和苏北沿海的盐田，传统工艺是人工引水、人工耙泥、人工熬卤、人工烧柴烧泥炭煮盐的。每个环节的人力和燃料耗费成本都比吴越人的盐高得多，因此在出场价上就有好几倍的差距。在“吴越通宝”大规模涌入北地的情况下，花费每石七八百文钱的煮盐成本去自己煮，还不如直接以两三百钱一石从吴越人那儿直接买呢——反正进入流通领域之后，朝廷该收的盐税可是只多不少啊。
与盐情况类似的还有铁和酒，因为盐铁自古都是官营，老百姓没有资格自行生产，平民需要用菜刀或者农具，也都是不得不掏钱买的。这种官营经济的畸形发展，在受到政府开支严重依赖进贡的经济体系影响下，一旦进贡国有便宜货可以买，本国的冶金锻造业当然会受到严重冲击。
只不过因为吴越人在铁器出口上非常节制，所以北国的钢铁业还没有遭受毁灭性的打击——钢铁和盐有个最大的不同，那就是钢铁是可以无限期囤积的（虽然保养不好会表层生锈），而且钢铁的存量可以几乎瞬间反映在一国的军事实力上。如果吴越和北宋的对峙会继续长达数十年，而且以和平姿态对峙，就好像“檀渊之盟”后宋辽那般，那么输出钢铁摧垮北地的冶金还有可能。若是不到五年十年就要打仗的话，用来冲量打垮敌国冶金的那些钢铁马上就会被拿来用于“暴兵快攻”，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最后，受到吴越国廉价工业品冲击的还有丝织、棉布、麻葛织物等行业，但是这些行业受到的冲击是最小的，原因也很简单——棉麻丝绸不是政府专卖的官营物资，老百姓家里有生产效率低下的土织机情况下，鉴于封建自然经济下“人力成本几乎等于免费”的大环境，老百姓自己多费几倍乃至十几倍的生产时间自己织布自己穿还是可以保证的。吴越货虽然又好又便宜，也只有那些能够在吴越进贡中捞到好处的官僚和军队阶层人士有钱买；那些自给自足没有钱的人，就别想了。
……
武平军悍将张文表叛乱的消息传到汴京的时候，说实话，北宋确实没有做好南征的准备工作。慕容延钊已经死了好几年了，北宋的禁军老兵军力比之历史同期也至少缺额了五万人以上的战力；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张永德还在淮北攻打徐州，带走了殿前司的主力。
因此，如今在湖北北部地区、汉江北岸屯驻的，仅有历史上作为慕容延钊南征副手的李处耘，带着侍卫司的部分后备留守兵力在襄樊之间驻扎。就这，还是赵匡胤听说周行逢死讯后临时七拼八凑移过去的。
以李处耘的实力，如果不考虑汉水和长江的险阻，仅仅与高保勖或者周保全中的一家死拼，当然可以轻松拿下。但是如果把这两家逼急了抱团、而且利用水网层层阻截，问题就麻烦了——毕竟赵匡胤和李处耘都没有历史的先知先觉，不可能预料到荆南节度使高保勖也会在两个月内病死，至少如今这个时间点，他们心中是完全没有底的。
于是，当天夜里，在宦官头目王继恩匆匆赶到赵普府中给赵匡胤报信之后，赵匡胤也是陷入了持久的沉默，丝毫没有回宫的意思——很显然，今夜他私行找赵普聊天又要多一个议题了。
“则平，以卿意度之，若是让李处耘集结侍卫司精锐，并且督造搜集汉北各处战船，以助周氏戡乱为名，行假道伐虢之计过荆南，高保勖可会从命？”
“高氏虽然地小民寡、兵少财穷；然自朱梁末年据有荆南四州之地以来，至今四十余年不曾更易。四方之中，论立基之久，仅次于吴越。我大军若是强行图之，固然可以成功，然江陵城池险固，若一心死守，坚持半年也是轻易。只怕到时候高氏窥伺李逆在黄州，向李逆借兵联保，则反为心腹之患了。一旦高氏倒向李逆，则楚地便非朝廷可图，纵然不归李逆，也会归于吴越。”
“唉，只恨此前数年被两路李逆绊住手脚，未能先以钱粮投注精炼水军，痛失此良机！为今之计，当以何为先？”
“陛下，臣以为，可命李处耘即日起投注钱粮工料，于汉水北岸大肆修造战船，然决不可轻动。为今之计，首先要确保的是武平军与荆南军不落入李逆或吴越之手；若是三方维持均势，则时机在我大宋一侧。李逆与吴越建设水军已有多年，便是再给他们多几年时间，又能有什么建树？而我大宋的长江水师却是从无到有，同样迁延数年，定然是我大宋水军军力突飞猛涨，而吴越则进无可进。
不过李处耘在襄樊练兵时，也要着力注意李逆与吴越在荆湖之间的动向。若是这两家并无吞并之意，则我军不可轻动，若是有人先动手，那么哪怕是打着帮助这两家攘除外地的口号，也不得不行此假途伐虢之计了。另外，若是荆湖之间再有别的变故，到时候也好随机应变。
而且荆湖之地哪怕无法尽数落入我大宋之手，但凡可以攫取其中相当一部分，至少保证江北之地尽数为我大宋所有，使我大宋与吴越接壤，也是一桩好事——我大宋如今因为登莱海贸断绝，盐铁短缺严重。如前所述要恢复盐业，也得两年时间。纵然明知吴越日渐尾大不掉，不再如此前那般与我大宋一心，如今这个当口也不可与吴越人正式翻脸。只要两国接壤，以大势胁迫，令吴越无借口断绝边贸榷场，待到我大宋恢复盐铁自产，到时候图之不迟。”
“哼，盐铁、转运诸有司皆该杀！陷朝廷于此被动之态。事到如今，也只有走一步看一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