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陈凌 / 著投票加入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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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将翻译的审美过程放在中西比较视域中进行考察。

    中西哲学、文学、语言学的发展迥然有异,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种种差异?是中西文明之差异,抑或是中西学者认识水平之差距?答案显然都是否定的。事实上,中西方许多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差异,并不在于理论本身的内涵,而在于中西方民族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方式的不同。

    萨丕尔沃尔夫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is)中的“语言决定论”(linguistic determinism)和“语言相对论”(linguistic relativity),可以说是对中西差异成因的最好诠释。

    汉字作为史前人类原始“图画文字”的嫡传,是当今世界少数现存的象形文字之一,也是唯一不属于表音体系的文字。它以形写意,源于客观,其形态、其蕴涵都洋溢着形象和感性;它强调统一,崇尚和谐,其结构、其概念都饱含着想象和审美。它是民族魂,弘扬着我们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的审美追求,传承着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灿烂文明!

    与我们的祖先在创造汉字时倾注了对世间万物的直觉印象和内心的体验、感悟不同,作为拼音文字的英语则是一种抽象的音、形组合。其单词的书写形式是字母的组合,字母表音不表义。拼音文字的这种抽象性,要求英语必须具备一整套完备的形合手段,包括词缀、内部屈折,以及附加形态和外部形态等等。这些形合手段就是人们组词构句时所必须遵守的语法规则。在英语的正式文体中,一个完整的句子必须有主语、谓语,谓语中必须有动词,主语和谓语在人称和数上必须保持一致,而且整个句子的所有成分都必须符合性、数、格、时、体的规范。种种严格的形合手段赋予了英语严谨、理性、科学的语言特质。

    汉字个个囿于方形空间之中,独立自足。这封闭的方形空间,封杀了字体内部结构向外发展、连缀的可能性;而词缀和屈折形态变化,却正是语法型语言赖以表示性、数、格、时、体所必需的条件。其结果是:英语成为了重形合的语法型语言,汉语则成为了重意合的语义型语言。

    汉语重意合,英语重形合;方块汉字象形,英文字母拼音。汉字象形、感性,因而充满联想与诗性;英文表音、抽象,因而理性有余而诗性不足。两者迥异如斯。

    文字之间的巨大差异,是导致中英两个民族一个重具象思维、一个重逻辑思维的直接原因。

    中国传统的学术研究,注重的是功能、效用、整体关照,而不是结构、属性、逻辑分析,这与汉字象形会意、独立自足、结构封闭、缺乏形态变化、倚重意会组合的特点密切相关;西方民族思维方式的条理性、逻辑性、科学性以及演绎的缜密性,也与西方语言文字以拼音字母为书写符号,构词组句依靠添加词缀、变化词形,并使用表示各种逻辑关系的连接词以及时、体形式标记等形合手段的特点密不可分。

    中西语言文字的差异和民族思维方式的不同,不仅产生了各自独特的话语,还产生了各自独特的话语方式。

    反映在文体上,前者多抒情短诗、短文;后者多叙事长诗、小说以及哲思长文。同是小说,“中国小说力图将一个复杂的故事讲得简单,而西方小说总是尽量将一个简单故事讲得复杂”。[1]

    反映在理论上,则前者推崇简约,后者擅长推论;前者注重提纲挈领,后者注重条分缕析。譬如中国的传统译论,从支谦的“因循本旨”,到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神似”,再到钱钟书的“化境”说,无一不是三言两语就直抵本质。西方的译论则相反,譬如斯坦纳(george steiner)的《通天塔》,仅仅为了证明翻译的本质是艺术,竟从考古学、人类学、生物学、心理学、神经学,甚至病理学各种角度旁征博引,洋洋洒洒,论证得点滴不漏。

    实际上,中西方许多理论学说的区别,只在于叙述的方式不同而已。西方民族重科学、重实证、崇尚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性格特征,配上特别适合用来逻辑推理、条分缕析的表音体系的拼音文字语言,使得区区一个翻译学命题,在西方人的笔下被剖析了再剖析,演绎了再演绎,最终成为洋洋百余万言的鸿篇巨著;而同样的命题到了中国人的笔下,只需三言两语,就点到为止,所谓“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因为中国人历来“轻形式逻辑和空谈假设”,“文论上则重言简意赅和暗示含蓄”。[2]汉语与生俱来的简隽、内蕴、意合自如的诗性特征,铸就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美学传统。

    汉语离不开经验世界的温床,英语却是理性思维的绝佳载体。翻译作为交流和沟通的桥梁,需要跨越这种由于不同的语言文字走向而形成的巨大鸿沟。然而,可供跨越的这座桥梁究竟应是理性之桥还是经验之桥?一味地推崇一方而贬低另一方,显然不是明智之举。本书所作的努力,正是寻找双方的有机契合。书名《翻译:中西诗性话语交融的家园》,由此而来。

    全书分上、下篇,上篇围绕诗歌及诗歌翻译的本质,从英汉两种语言文字的本体性差异入手,进行诗学、美学、译学乃至哲学层面的思考与探索;下篇则将翻译置于文化交流和文化交往的背景下加以审视和研究,并且针对形形色色的误译、误释现象展开剖析与论证,也涉及对不同文体与修辞手段的翻译处理。其中第九章,还就中西译论和中西文化差异进行了较有深度且视角独特的探讨。

    本书可读性强,既可作本科生、研究生翻译课的参考教材,亦可为广大翻译爱好者自学之用。

    限于水平,书中难免有错误、疏漏,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做翻译研究,总是要选取不同效果的译例。如果因此而冒犯了哪位译者,我谨在此深表歉意。

    我也决非有意要跟哪位译者为难。

    陈凌

    2010年1月10日